直到七年后的2005 年8 月，我才终于实现了到北京留学的 愿望。我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作为高级进修生在设有清史 研究所的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两年半，准备以近代中国驻外领 事设置过程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因为我是博士课程修满后才去留学的，当时已经29 岁，所以我在留学期 间交流的中国大学生，多是比我小十岁、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80 后”年轻人（刚开始的 在深受清朝末期权倾一时的慈禧太后 喜爱的颐和园内（1998 年） 左边为本文作者，右边为水野明老师 第一年，我还跟一位同样小我十岁的韩国人在留学生宿舍成了室友）。在日本读博士期间，我一直都是从大垣老家通学的，因此我第一次离开故乡、长时间生活的地方是北京。这正是我后来称北京为“第二故乡”的原因。
2008年2月，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半年前，我结束留学回到了日本。在我的第一故乡岐阜县的一所县立高中担任地理历史科的临时教师，工作了两年。之后被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学振）录取为特别研究员（PD），前往研究单位所在的东京。自2012年起，我进入了目前所在的亚细亚大学任教，至今已在东京居住了将近15年。
即便留学结束后，我几乎每年也都会因参加学术会议或史料调查而访问北京，而在研究对象上也与北京结下了缘分。在我结束学振PD、即将进入亚细亚大学任职的那一年的2月末，我高中时期的恩师金崎邦男老师（曾教授我“现代社会”的地理历史公民科老师）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托我帮他办一件事。他说：“我祖父好像在战前曾在北京办过一份叫做《顺天时报》的报纸。你不是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吗？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下我祖父的事？”《顺天时报》是1901年至1930年间在北京由日本人经营的一份中文报纸（北京过去曾被称为顺天府），老师的祖父名叫金崎贤（1878～1962），曾担任该报主笔。
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常见的从大陆回来的众多战后归国者之一，但调查之后才发现，除了担任《顺天时报》最后一任主笔（1919～1930）之外，他之后还担任了战前满洲地区代表性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报》（后更名为《满洲日日新闻》）的主笔和社论委员长等职务，可见他是战前日中媒体史中相当重要的人物。在赴北京担任《顺天时报》主笔之前，他还曾在日本担任《读卖新闻》的主编和主笔，并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前半期间，在日本发行的各类言论杂志上围绕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是当时的一位言论家。
在日本战败后金崎贤于1947年回到日本，虽然他的故乡在福井县，但他在弟弟所居住的岐阜县大垣市定居，并于1962年在该市去世。他的长子金崎明成为该市中学的美术教师（我是在六年前父亲去世时翻看他的毕业纪念册，才知道我父亲在同一所中学可能跟他学过美术），而他的孙子金崎邦男从大垣市的高中毕业后进入立教大学，毕业后成为故乡岐阜的高中教师，我则成了这位老师的学生，跟他学习社会科。
我刚开始调查金崎贤的时候，曾向跟我同辈的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关智英先生（现为津田塾大学副教授）谈起了金崎的事，他对我说：“金崎确实重要，但《顺天时报》本身还没有被好好研究。”不久之后，我便与他一同创立了“顺天时报之会”学习小组，并一直持续至今。在该会成员的协助下，我们于2017年编辑并出版了《〈顺天时报〉论说・社论目录》（青山治世、关智英编，东洋文库），目前正在筹备论文集的出版。（以上内容也可参考拙文《在日本进行中国研究的机缘与奇缘：〈顺天时报〉与金崎贤》，刊于《中囯研究月报》2016年1月号，链接：https://spc.jst.go.jp/cad/literatures/12601）。
2023年秋天，以研究中国近世与近代史的堀地明老师（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为中心，成立了北京史研究会。堀地老师在我之前就曾作为高级进修生赴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留学，并于2023年夏天出版了《清代北京的首都社会：粮食、火灾与治安》（九州大学出版会）。在日本，此前已有了关于满洲、上海、天津 等城市史的研究会，但一直没有北京史研究会（也许很久以前曾经有过，但目前我还没有了解到相关信息）。由于我曾留学北京，并将其称为我的第二故乡，并且正在从事与北京有渊源的《顺天时报》的研究，因此我也决定参加这个研究会。
该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0月28日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召开，在那里我见到了今井贞夫先生。今井先生是曾参与战时日本对华政策、尤其是“和平工作”的陆军少将今井武夫的儿子，并从“顺天时报之会”创立初期就参加了我们的研究活动。因新冠疫情（COVID-19）的影响，我们已有一段时间未能线下见面，这次是久别重逢。然而在次年2月，却突然收到了他的讣告。
于近日出版了《中国专门记者的日中关系史：以太田宇之助为中心》（法政大学出版局，2025年）的岛田大辅先生（东洋文库奖励研究员）与今井先生交情甚笃，他作为发起人于2024年5月组织了前往墓地祭拜今井先生的活动，我也参加了。墓地位于多磨灵园，当时我偶然发现了《顺天时报》早期主笔一宫房治郎（1884～1948）的墓，于是便将写有详细信息的名片放进了墓前的名片收纳处。后来我几乎快要忘了这件事了，直到近一年后的今年（2025年）3月，我收到了其孙、一宫彪彦先生（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的邮件，并于前几天得以亲自与他会面。
一宫房治郎出身于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曾任《朝日新闻》记者，之后担任北京《顺天时报》及沈阳《盛京时报》的主笔，后来还曾出任众议院议员、海军政务次官，是所谓的“媒体出身议员”之一，战后东亚同文会解散时，他也是最后一任代表理事。以一宫为对象的研究几乎没有，包括他与《顺天时报》、《盛京时报》及东亚同文会的关系，我今后也希望从其与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日中关系史之间的关联的角度进一步展开调查。
在我于2016年所写的前述专栏文章的结尾中，我写道：“在战前与中国大陆有深厚联系的日本，即便在战后70年过去的今天，仍然保留着超越个人史层面，与中国或日中关系相关的无数重要历史研究的种子。”我的祖父作为一名普通百姓被征召入伍，作为士兵前往中国，我自己则作为一名普通的留学生前往中国，在那里遇到了许多恩师与研究伙伴，能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与日中关系史，我感到非常幸运。正是这种种的奇缘转化为了契机，推动着历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在战后80年的今年，我再次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青山治世／AOYAMA Harutoshi 1976年生于岐阜县大垣市。1999年毕业于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历史学科。2004年从该校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历史学专业博士后期课程修满退学。获博士（文学）学位。2008年起在岐阜县的县立高中担任两年全职讲师，2010年起担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PD），2012年成为亚细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任讲师，自2016年起任副教授。 专业为中国近现代史、东亚国际关系史及日中关系史。
主要著作： 《近代中国的驻外领事与亚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年）、《出使日记的时代：清末的中国与外交》（合著，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年）、《东亚诸国与近代世界》（〈了解当下，思考现代 山川历史讲座〉系列，合著，山川出版社，2025年）。
